二胎試點調查：人口反降的秘密
摘要: 在山西翼城縣，一項由國家推行的“二胎”試點已經施行了27年，與之所對應的，卻是人口反降，以及出生性別比更趨于均衡的現實。 日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前往翼城調查發現，在實行二胎試點后，翼城各個時 ...
[ 中國城鄉之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正在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呈現趨同現象。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者顧寶昌、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人口學者鄭真真在調研中也發現了類似的現象。在江蘇、湖北等一些允許生二胎的農村地區，人們常常選擇放棄生二胎 ] 在山西翼城縣，一項由國家推行的“二胎”試點已經施行了27年，與之所對應的，卻是人口反降，以及出生性別比更趨于均衡的現實。 日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前往翼城調查發現，在實行二胎試點后，翼城各個時期人口指標皆優于全國平均水平，同時，由于時代和觀念的轉變，“人口特區”翼城試驗，或許更是個不具備可復制性的孤本。 翼城往事 “我真的很想再要一個孩子，但是不敢啊。我們單位的規定是，只要有二胎就開除。”35歲的山西省翼城縣干部王文強(化)無奈地對本報記者說。他的女兒剛上四年級。 王文強有三個姐姐，是家中唯一的兒子。他原本是農村戶口，后來經過各方努力進了城。這個選擇在王文強看來有得有失。得的是終于離開了農村，不再與黃土地打交道；失的是他本可以合規地要兩個孩子，現在卻只能是一個。 所謂合規地要兩個孩子，是指翼城縣自1985年開始實施的二胎試點政策，也就是農村居民在符合晚婚、晚育和生育間隔的條件下，可以生二胎。對這個政策，王文強不太清楚，只是聽說有，具體內容說不上來。 這并不奇怪，翼城二胎政策在試點進行20多年之后，其試點細節才陸續出現在媒體報章上。 事實上，在當時“一胎化”政策已在全國實行背景下，這個與政府主管部門主張不同的試點能夠真正落地開展，可以說離不開一連串的偶然契合。 1984年春節，時任山西省委黨校理論教員的梁中堂，在一種焦慮與急迫的復雜心情下寫就了一份報告，題為《把計劃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呈給當時的黨中央總書記胡耀邦。 這份報告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長生育二胎的辦法，完全可以在2000年把中國人口控制在12億左右的水平，“一胎化”政策可以放棄。 在當時全國各地已經開始較為嚴厲的生育政策的背景下，這樣一個報告顯得有點標新立異。盡管如此，據梁中堂回憶，由于當時高層領導曾經提出過允許農民生兩個孩子，這篇報告的主張雖與現行政策相悖，卻仍被批轉到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下稱“國家計生委”)。 正在國家計生委批轉并不能意味著成功，但另一位關鍵人物出現了。這就是當時在國家計生委政策研究處工作的張曉彤，他也是時任衛生部部長崔月犁的兒子。張曉彤剛從內蒙古自治區插隊回城不久，對中國農村的情況很熟悉，認為“一胎化”在農村很難行得通。 看到梁中堂的報告，張曉彤很高興。他與中國人口情報中心的馬瀛通合作，在重新計算的基礎上，給國務院寫了題為《人口控制與人口政策中的若干問題》的研究報告。 他們在報告中建議：“我們認為，梁中堂同志在給胡耀邦同志的信中，提出的晚育加間隔的辦法是可行的。”1985年初夏，翼城人口特區正式開始啟動。 “這是一個由下面提交中央，從國家管理體制以外強行擠進來的實驗，如果不是同時具備了高層領導關注、中央機關有人積極運作和地方的有利環境等條件，是不可能發生的。”梁中堂說。 試點前后 1985年春天，翼城縣計生委主任安斗生正在為擺在眼前的老大難問題發愁。為了完成上面給縣里定的計劃生育任務，他軟硬兼施，能想到的辦法都想了，但效果并不盡如人意。 感到壓力大的不只是安斗生。當時的翼城縣委副書記楊俊蓮，分管包括計劃生育在內的13項工作。她告訴本報記者，自己60%到70%的精力都放在計劃生育上。而且不光是她，下邊各級干部也是如此。 “要不怎么說計劃生育工作是天下第一難呢。當時為了這項工作，真是想盡一切辦法。”楊俊蓮說。 4月底，楊柳早已發綠、桃花兒快開敗的時候，安斗生見到了梁中堂，梁中堂來到翼城啟動二胎試點。 根據梁中堂擬定的方案，凡是翼城縣的農民，只要22周歲結婚，23歲生第一胎，間隔六年之后就可以生第二胎。不出梁中堂等人的意料，翼城縣從各級干部到農民對這個方案都表示了熱情的歡迎。 政策實行后，唐興鎮南壽城村計生干部高玉蘭最先感受到村民的變化。在此之前，這位計生基層干部沒少受委屈。 原本是關系不錯的鄰居，因為計劃生育，高玉蘭走在村里，常常得到的是痛恨的目光。村里有個風俗，誰家生了孩子就炸些油圈送給四鄰八舍分享。一次有家生了孩子，鄰居嬉笑，“要不要給高主任送點油圈？”那人不屑地說，“我扔了給狗吃也不給她吃。” 試點開始后，這種嚴重的對立情緒得到了緩解。“過去說只生一個，老百姓實在是無法接受。現在說能生兩個了，大部分人就覺得這還差不多。只要你讓我生兩個，哪怕多間隔幾年也行。”高玉蘭說。 龍華鎮黨委委員張國峰是二胎政策的受益者。他本人是城鎮戶口，妻子是農村戶口，擁有一雙相差10歲的兒女。他認為自己趕上了好時機，當時政策允許，如今，夫妻一方是農村戶口的不再享受二胎政策。 “雖然兩個孩子相隔很多年，可還是有個盼頭。這個政策等于給農民吃了定心丸。而且家庭生育也有了計劃。生完老大之后可以考慮怎么把家庭經濟搞上去，到了年限再生二胎。不像其他縣的，光想著怎么偷生，根本沒有計劃。” 效果出乎意料 農民歡迎只是一個方面，試點效果到底如何？能否真如預測的一樣樂觀？很快，翼城縣的人口數據給包括梁中堂在內的各方人士一個滿意的回答。 根據統計，1982年～2000年兩次人口普查期間，全國人口增長了25.5%，山西省增長了28.4%，臨汾市增長了30.4%，翼城縣僅增長了20.7%。 而在出生性別比這個重要的人口學指標上，翼城縣也表現出色。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0歲組的人口性別比全國為117.8，山西省為112.8，臨汾市為114.3，都高于103～107的正常水平。而翼城縣的出生性別比卻在正常水平之內，為106.1。 從1985年底開始，翼城縣出色的人口數據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據楊俊蓮介紹，她1985年11月去陜北參加計劃生育工作會，在會上作了典型發言，散會后很多人跑來找她問，希望自己也能實行這個政策。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把臨汾市相關負責同志的熱情也鼓動起來。據當時的翼城縣計生委主任馮才山介紹，四普之后大家情緒比較樂觀，馮才山多次陪山西省的領導到北京匯報工作并提出推廣的建議，但最后這個口子還是沒開。 梁中堂認為，翼城試點沒有被推廣并非意料之外，因為本身試點的開展就是一個偶然疊加的結果，不具備可復制性。 翼城試點并不是全國唯一的二胎試點。在1988年之前，全國一度有包括甘肅省酒泉地區在內的13個試點單位。后來除了翼城之外，全部被收回。收回的試點中也只有甘肅酒泉在十年之后再度恢復。 “我覺得這個政策是目前的最佳選擇。即使連城鎮一起都實行了，也超不過指標。”楊俊蓮說。 楊俊蓮所說的指標是指當年實行二胎試點時，翼城縣所做的人口中長期預測，全縣人口在2000年不超過30萬。實際數據是，2000年翼城縣人口為29萬人。 不過，這一政策的發端者梁中堂并不認為它是目前的最佳選擇。這位人口學者敏銳地發現了晚婚晚育加間隔的二胎政策背后已然出現的隱憂。 這個憂慮就是，在實行二胎試點的翼城縣農村，越來越多的“80后”和“90后”選擇只生一個，退掉二胎指標的人越來越多，總和生育率已經低至1.78。雖比全國的生育率水平略高，但大大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 時代變化難以復制 38歲的丁瑞玲是唐興鎮計生服務站工作人員。龍華鎮現有居民1萬多戶，其中獨生子女1200多戶，大約占10%。2005年開始山西省規定，第一個孩子10歲之后，如果確定不要二胎的，可以退掉二胎指標，獎勵5000元。2011年，全鎮退二胎指標10戶，2012年剛進3月就已經有23戶。 “現在大家的生育觀念都變了。有的是婆婆想要，但是小夫妻不想要，那就隨人家年輕人的便。”丁瑞玲說。 丁瑞玲有個14歲的男孩。雖然符合生二胎的政策，婆婆也很想她再生一個，但丁瑞玲堅決不想生。 “工資不高，養個孩子花費多大啊。別看這小縣城，一個孩子，可不少花錢呢。”丁瑞玲說。 獨生子女家庭屬于高風險家庭，這個丁瑞玲也明白。她告訴本報記者，不久前她所在的鎮有個18歲女孩得了白血病，后來死了。這件事對身邊的人有所觸動。但盡管如此，很多人還是不愿意生二胎。 37歲的唐興鎮南壽城村村民馬增霞也不愿意生二胎。她的獨生女兒剛滿11歲，上五年級。跟丈夫商量好之后，他們2004年就領了獨生子女證，現在又剛剛退了二胎指標。 “身邊朋友一個孩子的挺多的。孩子少一方面大人能負擔輕點，對孩子也能盡力付出。能把一個培養好就行了。”馬增霞給女兒報了舞蹈班，一年的學費1200元。 自愿放棄生育二胎的朱月蘭現在的心情有些復雜。她1988年生了一個男孩后放棄了再要二胎。今年正月十一，兒子生了個女兒。 “我們自己生了一個，希望他們能生倆。不過得看兒媳婦什么意見，不愿意就算了唄。”朱月蘭說。 現在朱月蘭最擔心的就是養老問題。丈夫和兒子都沒有穩定工作，四處打短工。當時想著一個孩子能集中精力培養好，沒想到兒子不愛學習，高中都沒畢業就輟學了。雖然少生了，也沒快富。現在她和丈夫除了村集體經濟分紅之外，固定的一筆收入就是每人每月60元的獨生子女費。 “這點錢不夠啊。我們現在還能動，到老了怎么辦？兒子我看難指望，他自己能養活自己一家人就不錯了。”朱月蘭說。 在唐興鎮南壽城村村委副書記魏香萍的辦公室，一個50多歲的男子正在為新出生的孫子辦上戶手續。他告訴本報記者，現在村里有兩個情況比較普遍，一是生1個的比生2個的多；二是生多少是年輕人的事，做長輩的不管，也管不了。 中國城鄉之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正在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呈現趨同現象。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者顧寶昌、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人口學者鄭真真在調研中也發現了類似的現象。在江蘇、湖北等一些允許生二胎的農村地區，人們常常選擇放棄生二胎。 “這給中國的人口政策敲響了警鐘。社會在變化，人的生育觀念和行為在改變，如果政策一成不變，就很難適應新的變化，最終導致被動。”顧寶昌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