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日本毒奶粉事件：1年內130名嬰兒夭折
摘要: 50年前，日本曾深陷食品安全的困境，毒奶粉、含鎘稻米、含汞魚貝……日本的民眾靠的不是自行生產食品，而是靠推動、組織更優化安全的專業生產模式，走出了困境。 在日本的商店里，如果你看上一棵蔬菜，可以拿出 ...
| 50年前，日本曾深陷食品安全的困境，毒奶粉、含鎘稻米、含汞魚貝……日本的民眾靠的不是自行生產食品，而是靠推動、組織更優化安全的專業生產模式，走出了困境。 在日本的商店里，如果你看上一棵蔬菜，可以拿出手機，對準蔬菜標簽上的二維碼掃描一下，就能查到它的品種，種植方法，以及栽培者的照片也許是一對農民夫妻在田間地頭的合影，他們保證你吃得安全。 這種可以追溯到生產源頭的食品，在東瀛島國早已不是新鮮事物。事實上，為了吃到一口放心的食物，日本人曾經走過了一段艱難曲折的道路。 50年前的毒奶粉 1955年6月起，日本西部各地的許多母親都發現，自己的嬰兒變得無精打采、情緒煩躁，伴隨著腹瀉、發燒、吐奶、皮膚發黑等癥狀。一開始，家長們以為是酷暑導致的身體不適，但是醫生詢問后發現了一個共同點：這些嬰兒喝的奶粉，都是日本乳業龍頭森永公司生產的。 調查的結果令人震驚。原來，當時森永集團在加工奶粉過程中通常會使用磷酸鈉作為乳質穩定劑，而其在德島的加工廠使用的劣質磷酸鈉混入了砷，也就是俗稱的砒霜，這會對嬰兒造成神經、內臟的嚴重受損。在8月末事件公開之前，已經有22名喝了毒牛奶的嬰兒夭折，在事發之后的一年中，受害致死的嬰兒達到了130名。 事件發生后，受害者家長們成立了“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全國協會”(簡稱全協)，岡崎哲夫被推舉為負責人，他的女兒百合子也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全協”就賠償和善后問題同森永公司展開談判。他們要求，森永公司負擔治療住院以及定期檢查的費用；對后遺癥進行補償；一次性付清死亡嬰兒家庭250萬日元，重癥家庭100萬日元，中等癥狀70萬日元，輕癥30萬日元賠款。 為了調節矛盾，日本政府厚生省挑選了幾位專家，成立了一個貌似持公允立場的第三方調查組織“西澤委員會”和負責賠償問題的“五人委員會”，它們的經費是由日本乳制品協會支付的。經過“調查”，“西澤委員會”的專家們一致表示，此次中毒事件不必擔心后遺癥的影響，現在還在治療的患者與砒霜無關，是其他疾病導致的。而“五人委員會”拿出的賠償方案，還不及“全協”方案的零頭：所有死亡者一律賠償25萬日元，生存者一律賠償1萬日元。 這份明顯偏向大企業的裁決當然令受害者家長們不滿，1956年1月，在“全協”再三要求下，森永公司同意再次給受害嬰兒體檢，但只能到其指定的醫院做檢查。結果可想而知。“全協”被迫解散，負責人岡崎哲夫新成立了一個“岡山縣森永奶粉中毒兒童守護會”，繼續為受害兒童奔走。也許誰都想不到，這將是一場長達10余年的艱難歷程。 “日本的食品安全問題的產生首先是"發展主義"主導下的結果。”長期從事日本食品安全研究的香港大學學者潘杰說，日本在戰后整個發展的主導思想是“發展主義”。1945年到1970年可以算第一個時期，這個時期比較突出的就是“產業優先”，發展重型的化學工業，這對環境的污染很嚴重。同時，由于城市化進程加快，農村大量土地流失，變成了企業用地，人口向城市集中。“一列火車一列火車拉著勞動力去城里工作”，這就需要更多的食品供給，因此要發展工業化、化學化的農業這也意味著食品安全問題的難以避免。 如果列舉出當時日本環境污染與食品安全問題。這將是一份長長的清單。除了森永事件，日本50年代由于含鎘稻米引發的“痛痛病”、含汞魚貝導致的“水俁病”世界聞名，60年代的米糠油事件給無數家庭帶來了難以彌補的傷害。而對于森永這樣的大企業，當時的政府往往采取偏袒的態度。 在這種環境下，民間力量的覺醒，成為日本走出食品安全困境的關鍵因素。 峰回路轉 翻開“全協”負責人岡崎哲夫的履歷，可以看到這位后來被編入日本《現代人物事典》的維權領袖出生于1920年1月9日，即日本大正九年。正如人們所知道的，大正時期在日本歷史上是一個生活、文化、藝術空前繁榮的時期，“1920年代之后，(日本)中間階級慢慢擴大，一方面是人數，一方面是所謂"中流意識"，他們會要求在社會各個方面有主體的參與，包括安全食品的獲得。”潘杰說。 岡崎哲夫青年時的理想是成為一名文學家，他愛好歷史、哲學、中國的唐詩和歐洲的古典音樂。然而，在早稻田大學讀政治經濟學時，他被日本政府強征至中國東北的虎頭要塞服役，成了一名侵華日軍。戰后，他在回憶錄中對當時日本的瘋狂，以及中國遭到的災難都有過深刻的反思。 應該說，在當時的日本社會，這樣一批具有主體意識的民間力量，無疑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最為直接的影響是一批消費者維權團體的出現。例如，1949年12月，關西主婦聯合會成立，其活動重點是降低物價、驅逐黑市。在大阪，由于正常價錢在40日元的牛肉，賣到了250日元，當地主婦會發起“不買牛肉運動”，要求牛肉降價，否則便不買。這些活動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57年2月26日，“全國消費者團體聯絡會”在東京召集主辦了“全國消費者大會”，并發表了《消費者宣言》。從六十年代開始，為了解決環境污染問題、食品安全問題，日本還涌現了各種社會實踐和社會運動，如“生活者運動”、“有機農業實踐”、“消費者與生產者經濟合作運動”等等。1966年，日本消費者協會正式設立。同年，由于對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問題擔憂，日本岡山縣成立了“岡山藥害對策協會”，以救援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的受害者。岡崎哲夫等幾位家長馬上找上門來。在他們的推動下，岡山縣對35名森永奶粉的受害兒童進行了身體檢查。結果顯示，這些受害兒童都留有不同程度的后遺癥。隨即，大阪大學的丸山教授開始追蹤調查，1968年，他發表了著名的“丸山報告”，證實了毒奶與后遺癥之間的關系，引起了軒然大波。同一年，日本頒布了第一部《消費者保護基本法》，這意味著日本開始將重心從發展主義轉移到對消費者的保護上。 1973年11月28日，日本法庭終審判決森永有罪，該公司兩名工作人員被判刑3年。12月，森永公司接受了受害者家長提出的賠償協議，對“森永毒奶粉事件”的所有受害者予以終身照顧。 迄今，森永公司每年都要支付超過十億日元以上的巨額資金，用于對受害者的健康賠償和生活照料。 同時，推動正義到來的民間力量，還提供了一條獲取食品的新路徑。 超強糾錯 “工業化和化學化的農業，是食品安全問題一個很大的原因，因為要用化肥，要大批量生產，要用添加劑，其實都是對人有害的，還有大資本的投入，資本要什么?資本要利潤，所以它不會想質量優先，它會想我怎么可以賺錢。”潘杰說。 森永的問題解決了，并不等于它的問題不會在別人身上重演。由此，日本民間力量還為人們提供了一種“拋開大企業”的可能建立一個消費者與小型專業生產者的緊密關系。 以1976年成立的民間組織“四葉草合作聯盟”為例，這是目前日本關西最大的一個有機食品生產、加工及配送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合作網絡，有4萬成員。加入這個聯盟的商戶，基本都是無力與大企業進行競爭的散戶、中小企業，運作方式大致可以概括為：農戶和消費者通過申請成為該聯盟會員，聯盟旗下的農場負責收取附近農民會員產品，自己也生產一小部分，檢驗合格后，通過配送中心直接投遞到消費者家中。它實現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直接對接。 這個生產網絡是構建在信任和誠信基礎上的，潘杰介紹，如果有商戶想加入這個聯盟，必須有聯盟內部成員推薦，實際上就是需要有擔保人，還有對其農場、車間的考察，甚至于對商戶人格的考察也包括在內，同時，“消費者隨時可以造訪任何一個生產者，了解這個生產的過程，甚至可以帶著專家去，去查看土壤包括產品測驗。”潘杰說。即便出現了狀況，消費者也能輕易地追溯到責任人。 一旦成為了這個網絡的會員，也就意味著，如果你不信任森永的產品，你可以完全拋開它，自己決定購買來自哪一個牧場的牛奶。民間組織還可以直接參與對商品的檢測，比如各地的消費者協會，主婦會等。一些團體還可以發起“共同購買”，用團購的方式為商品的品質提供保證。除此之外，政府也可以為這些力量保駕護航。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這些組織的相互聯系、協作越來越多，甚至還有競爭。他們的聲音對日本政府的立法顯然有著不容忽視的推動作用。例如1969年，一部分消費者團體首次提出了制止多余包裝和過大包裝的口號，1971年，東京都便發表了《垃圾站宣言》。2001年，日本發生“瘋牛病”事件，民間反響強烈，于是日本政府頒布了《食品安全基本法》，同一年修改了《農林物資規格化和質量表示標準法規》。可以說，日本的食物盡管不能說沒有安全問題，但有著他人難以企及的糾錯能力。 對于岡崎哲夫等食品安全的先行者們來說，這樣的局面，可謂庶民的勝利。 2000年，岡崎哲夫病逝，他的臨終遺言是：“我的一生沒有遺憾。” |